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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马的博客 思想的防空洞

 
 
 

日志

 
 

我与李慎之的一面之缘  

2009-06-02 10:01:00|  分类: 散文纪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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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李慎之的一面之缘

 

  ▇狄  马

 

    2003年4月23日,党治国老师打电话来,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李慎之先生去世了。

 

    我虽然前两天就在网上知道了他病危的消息,但现在听来仍然无比震惊。我不相信,一颗当代最杰出的头脑会这么快停止思考;更不能相信,一个上月还在南京讲演的老而弥坚的战士会这么轻易地放弃手中的戈和矛。但理智告诉我,一切生命都来自上天的赐赠,这就意味着,万能的造化也随时有可能将他的任何一件礼物揽入怀中。更何况,他已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

 

    整个下午我沉浸在悲痛之中。想一想一个睿智、风趣、谈笑自如的老人现在却不得不撇下他的妻子儿女,一个人面对渊深的虚无;想一想一个好学深思、大辨无碍、言论惊动朝野的哲人现在却不得不封笔缄口,一个人坐在死荫之地,背对他的祖国和人民,那种永恒的黑暗和寒冷又岂是一句“永垂不朽”所能了得?想一想,我再也看不到出自先生笔下的好文章;想一想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一张和蔼可亲,又充满忧患的脸庞,我的内心燃烧般地难过。妻子没有读过李慎之的文章,下班回家,见我对着电脑掩面大恸,十分骇异。再看网页上一些网站为先生设的灵堂,网友们为先生点的灵歌,送的挽幛,也不由得唏嘘不已。

 

    我与先生有过一面之缘,原计划等“非典”过去以后,和北京的一些朋友约好到府上拜访,不成想竟成永诀!

 

    2000年1月6日,一个滴水成冰的季节。我因一本小书交付北京的一家民间出版机构出版,于是正巧赶上了该机构在京举办的一套大型“知识分子文存”座谈会。该机构负责人贺先生后来一直认为让我这个外乡的“准知识分子”躬逢盛会是他莫大的恩赐。

 

    那天,我记得是在北京朝阳公园一个叫“嘎纳”的酒吧里,来了大约有京沪两地一百多名作家和学者,其中就包括李慎之先生。我和另外一位朋友江登兴那天是以该机构属员的身份负责来宾的登记的。那时,我已经知道了李慎之的大名,且读过他的网上名文《风雨苍黄五十年》。因而,当一个步履蹒跚、背有点驼,但精神矍铄的老人在签到本上写下“李慎之”三字时,就出于礼貌将题辞簿递上,要求题词留念。没想到这位倔强的老人,把手一挥,朗声说道:“只有那些不要脸的,字写得不好还到处题。我不写。”说这话时,他一字一顿,生怕漏掉每一个音节,惹得他女儿在旁边嗔怪不已。这使我首先领教了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内在的激愤和孤傲。

 

    等到会议开始,李先生被邀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人沈昌文就“让李慎之老师开头炮”,但他执意不肯,说,“我想先听听,然后再发表意见”。大家只好公推李锐先生先说。李锐先生具体讲什么,我不大记得了,只记得他说,我们这一辈人是缠过脚的,后来虽然放了,但走起路来还是别扭。要寄希望于下一代。又说,五·四的主题,除“民主”和“科学”“两讲”外,还应加上“自由”和“平等”。

 

    讲完后,李慎之先生做了即席讲演。他说:“李锐要‘四讲’,我看要‘五讲’,还应加一个‘讲人权’。现在全球化在发展,需要一个全球框架,现在惟一可以肯定的全球框架就是‘人权’。‘人权’最后必须落实到个人身上,如言论自由、迁徙自由……”。

 

    这时李锐就打趣他:“你看,我说你应改名叫‘慌之’,你能‘慎’么?”他就自我解嘲:“我想我要‘慎’也‘慎’不了多久啦,还不如‘慌’下去!”接着说: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宗教文化,却是意识形态文化,是专制主义文化,分开讲就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新世纪,老任务,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就是人权,人的自由和平等,这个任务今天远没有完成。我希望,同时也相信二十一世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出个题目,自己没有力气来做,希望年轻人来做。就是中国的专制主义,从秦始皇到今天,皇帝虽然打倒了,但专制主义为什么还可以借尸还魂?有人说是苏联的影响,我不太同意,因为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深厚得不得了。杜威说,对美国人来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我现在觉得,对中国人来讲专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李锐刚说,知识分子是附在工农皮上的毛,但工农就是皮吗?我看也不是。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起的作用就是‘教化’,说好听点就是‘维护社会稳定’,而西方知识分子的作用主要是‘批判’。我主张由教化转向批判,中国社会才有希望”。

 

    会后,大家三三两两找各自的熟人、朋友聊天去了。慎之先生从座位上艰难地站起来——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他大病初愈,在国外讲学时刚中过两次风——拄着拐杖,准备踱到洗手间去。我看了实在不忍,就走过去扶他到门口。谁知那天来人很多,李先生看一时进不去,就回过头来,笑咪咪地对我说:“你做你的事去,不用管我”,这时刚进门时那个激愤和狂狷的老头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平易、朴实,眼神里满含着慈祥、关爱,甚至因为占用了年轻人的时间而多少有些歉疚的温厚长者。

 

    我回到座位上好一会儿,还看见他弯着腰,偊偊地站在门口。这时,我的内心突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悲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时代的智者,虽然博闻强记、中西贯通,但他毕竟老了;这朵晚岁吐翠、壮心不已的思想之花虽然以他不妥协的战士姿态赢得了除独裁者以外几乎所有人的尊敬和爱戴,但他毕竟无法抵抗时间和命运的双重打击,你看他现在,只是一个老人,一个普通的等待如厕的老人。

 

    后来我虽然读过他几乎所有的文章,但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最近,浮上我心头的总是他回过头来笑咪咪的眼神和在洗手间门口偊偊等待的背影。我想,这两幅剪影将会长时间地定格在我心灵的地图上,它使我懂得谦卑,懂得敬畏,懂得从细节处看一个人爱心的博大。

 

    但现在,这颗博大的爱心已归到了永生的名下。在我看来,随着这爱心倒下的是一位本时代最杰出的自由歌手,使一个本来就平庸的思想界,现在变得更加平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先生的死是思想界的广陵散绝。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这是他在悼念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王若水先生时引用过的成句,现在拿它纪念先生也同样可以表达后死者的心情。网上有一位叫王天成的兄弟说了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李先生走了,他走的时候,正当一种疾病在他曾为之焦虑的国度肆虐。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人人自危的恐怖,数以千计的人被感染,数以百计的家庭失去了亲人。我想,如果当局愿意请李先生拿一个防治方案,他一定会推荐他曾研究的一组疫苗——民主宪政”。

 

    但我觉得,现在客观评价李先生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推动,评价他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学术的扛旗之功,并由此衡量他对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的清算和批判工作,条件还不成熟。但相信用不了几年,生活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们会愈来愈清晰地看到,中国二十世纪的自由之路上曾站立过这样一位向晚独立、旦夕号呼的老兵,他力敌千钧,勇猛精进,直至最后一刻——他功不可没。

 

    听说李先生生前谈到基督教的永生时,不明白“永生和永死是什么关系?”“如果灵魂是不灭的,那么,我前面的人的灵魂是什么?”我想他现在一定是到天国研究这个问题去了,而且凭他的聪慧一定已经搞明白了。愿李先生在那里永享安息。

 

 

                                              2003年5月23日草于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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