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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马的博客 思想的防空洞

 
 
 

日志

 
 

我的回复——致田刚和狄马兄  

2008-12-07 12:18:00|  分类: 他人议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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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前些天写过一篇《问狄马的几个问题》,谈了一些对狄马文章的看法。承蒙狄马兄厚爱,将这篇短文转贴到他的博客上。前两天,狄马兄的同道田刚兄针对本人短文以致信的形式谈了他的意见,一同贴于狄马兄的博客。本人虚心接受,同时就其中几个问题觉有说明之必要,于是亦以信回复如下。田刚兄的来信,在篇末有链接,可去查看。 

 

田兄:

 

    长信读过,感到非常高兴。我这样说,绝非什么客套话,而是认为自己的一点劳动果实,尽管区区不足道,却得到了别人的认真对待,这就是对为文者最大的尊重。所以高兴。我以为狄马兄也会以这样的心态来看待我的那篇短文,我还以为田兄也自会以这样的心态来看待我的如下回复。有道是以文会友,不亦快哉。

 

    从田兄长信落款中的时间可知,那同一个时间里我正在写一篇闲文《旧书与旧书店》。想想别人正不辞辛苦地进行着思想较量,自己却在伺弄些不打粮食的东西,很是惭愧。于是立即中止了闲文的写作,仔细拜读长信,又把自己那篇短文反复检视,现回复如下。为了简洁起见,逐条陈述。

 

    一、田兄在信中几处说我“指责”狄马云云。本人再三翻看自己的短文,怎么也看不出指责的意味。我只是讨论,是“提个醒”,是“仅供参考”,怎么就成了“指责”呢?当然,我也理解田兄“一吐为快”的心情,看到自己的同道被别人“说三道四”——不管是恶意还是善意——都不是一件让人痛快的事情。但这不是理性的反应,是情绪,也许是人都难免吧。

 

    二、田兄在信中说,“但也许是你(指狄马)的同道的关系,我不同意他(指我)的观点。”田兄当然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这没什么,不过依据这样的理由(“同道的关系”)来不同意,则似乎不太说得过去。往大了说,有山头主义之嫌;往“中”了说,党同伐异之疑;往小了说,有门户之见之弊。不错,维护同道,是同道之间应尽的义务,但这是就现实的利益、权利而言。思想、理论,即便是同道之间,也还是应该互相驳难,互相切磋,苟日新,日日新。没必要一见别人“指责”,就立马上去贴身保护。那么你们同道之间除过惺惺相惜之外,又是怎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呢?没有这项被尊为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中的一大法宝,又怎么能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呢?而且——下面一段话是我借题发挥,与田兄和狄马兄无关——如果事态演变成维护同道的思想,就是维护同道的利益,如果思想与利益之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话,这思想的成色则要打很大的折扣了。更有甚者,一听到别人的批评,或者感到别人的批评意见有可能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也不管别人说的对不对,在理不在理,便赶紧抢占道德制高点,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一脸无辜与悲壮,满腔幽怨与牢骚,然后再挟枪带棒地把对方损一番,动不动就指责别人居心险恶,动机不纯、不高尚,以作诛心之论。这样玩儿有意思吗?这样的文风值得提倡吗?

 

    三、田兄说我的态度是“逻辑的态度,而非历史的态度”。但他没有明言究竟什么是“逻辑的态度”,什么是“历史的态度”。我想所谓“逻辑的态度”大概是指纯理论性的,学理性的,而无对现实的考量;所谓“历史的态度”大概是指充分对现实进行了考量。但我以为,不管是哪种“态度”,既然是在谈理论,就都应该有理论的品格。田兄反问我“‘完整’地认识了‘人性’尤其是‘人性的幽暗’,又能怎样呢?”又反问“难道仅仅理解到了‘人性的幽暗’就够了吗?”我以为这大概不是一个在理论层面探讨问题时的问法。我们是在谈理论,不是在开药方,也不是在制定行动纲领。理论的使命——如果有使命的话——也就是解释现实,帮助我们认识现实而已,并不必然肩负着改造现实的“历史使命”。如果非要理论承担这样的使命,那么我们大约会有一多半的理论都无存在的必要了。我以为,理论无非是满足人们认识世界,以及满足这样或者那样的心理需要并经过理性过滤的一种精神产物,至于有没有用,有没有经世致用的功效,大可不必苛求。而且,又有谁有资格来评判一种理论是否有现实的功效?也许今天看是无用的,到明天却有用了;反之亦然。可取的态度是,谁爱整什么理论就让他整去(请别又把我这个观点极端化),不要以任何名义加以干涉指责——我尤其反感以道德的名义强加于人——也许这样反而可能会产生更多“有用”的理论。让理论整天围着现实团团转,这是策士情节在作怪,不管你是在朝,还是在野。动不动就拿现实来要挟理论,打个不恰当的例子,这是逼着太监去犯强奸罪啊,也太不人道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谈论理论时能够静下心来谈理论,别整天老想着动不动就要拉出去比试比试。先把问题搞清楚,等到真要开药方,真要制定行动纲领了,再好好地去开药方,去制定纲领。别把什么都混在一起,这样什么都扯不清楚。

 

    四、关于“又能怎样?”的问题。我感到田兄在信中隐含着这样的一层意思:你说的这些,就算都整明白了,又能怎样?这里面所包含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一段已经涉及到了,不再重复。这里说一下另外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任何一篇文章的论题,包括任何一次有效的讨论,都必须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一定的程度。如果没有这样自觉的限定,则任何一篇文章都会无从写起,任何一次讨论都不会有效。所以,我以为,田兄就我的那篇短文论点,问“又能怎样?”我真不知怎么能够在一篇短文中回答。田兄所要的答案不是我那篇短文所能承载得下的。第二,我感到如果一再对理论发出“又能怎样?”的疑问,则难免会有反智主义的嫌疑。俄国民粹主义中的极端者曾认为,所有的知识还不如农民脚上的一双树皮鞋有价值。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你我之间的这番讨论也都是多余的了,我们都行动去好了。但行动不也得理论来指导吗?起码得用理论来造个势吧?而且,我们——包括你我——现在如果有行动的热情、渴望和冲动,不也正是为一种理论所燃烧起来的理想所激励的结果吗?第三,“又能怎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如果你一路顺着问下去,整个世界也都会被你问趴下,何况是一个小小的理论问题。这样的问法从终极意义上讲,谁也回答不了。更何况这样的问法显示的也不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而毕竟我们却要积极地活着,不管你是精忠报国,还是游戏人生。所以,对于这样的问法,适可而止吧。

 

    五、批评的规则是,你的批评应该针对的是对方的观点,而不是别的什么观点。你不能去和假想敌战斗,这样的战斗再轰轰烈烈也是无效的。而诡辩术的一个常用策略就是把对方的观点推向极端,然后向这个极端的观点发起进攻,这样自然很容易获胜,以为驳倒了这个极端的观点就等于是驳倒了对方本来的观点。地球人都知道,真理离谬误只有一步之遥,再正确的观点也经不住极端上推。如果把批评比喻成比赛的话,这样做裁判是要掏牌的。对不起,田兄,你违例了。第一次违例是说我“摒弃理性”。我摒弃理性了吗?我又把自己的短文翻看了几遍,实在找不出“摒弃”的证据。我只是和田兄一样,谈论了理性的局限性。说“理性有局限性”怎么也不能和“摒弃理性”划上等号吧。第二次违例是说我认为“到了后现代主义的‘理性’理解,就拥有了真理,通体光明了”。我是这样认为吗?我又不得不把自己的那篇短文来回翻看几遍,当年背课文也没下过这么大功夫啊。在文中我只是说“后现代启蒙相较于现代启蒙的一个重要进步”是认识到了理性的局限性。至于认识到了理性的局限性之后,能不能够“就拥有了真理”,能不能够“通体光明”,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的文中也没有涉及,这怎么就成了我的观点了呢?当然,我并不是说田兄诡辩,只是可能没太细看我的短文,或者是我没表达清楚。实际上,如果田兄能耐着性子细看一下我那篇短文,当不至于有这么多的不同意见。

 

    六、田兄说我“对‘理性’本身,并没有真正的理解。”这我举双手赞同。对于理论,我始终是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野狐禅。至于我怎么没有“真正的理解”,田兄并没有明言,而是援引了孟德斯鸠、康德、波普尔、哈耶克,以及“福柯、拉康之流”,特别是引用了波普尔的一大段话。顺着这个谱系,我斗胆大致归纳一下田兄说我没有真正理解理性的理由。田兄似乎并不赞同我说什么“理性的局限性”,他引用了波普尔关于“伪理性主义”和“真正的理性主义”的区别,似乎认为我所说的“理性局限性”其实就是“伪理性主义”,是与“真正的理性主义”不相干的一个问题,似乎“真正的理性主义”就没有局限性了。——田兄,不知我归纳梳理的准确否?如果大致不错的话,我想问田兄两个问题。第一,“真正的理性主义”到底有没有局限性的问题?如果有,则是不是又回到了“理性的局限性”上?如果有,则还能叫“真正的理性主义”吗?如果没有,则岂不是成了顶峰论的又一个翻版吗?不是又凭空造出一尊金刚不坏之身、“通体光明”的“理性”之神吗?这是一个理性的态度吗?所以本人一直对波普尔的这一区分持保留态度。因此第二,“理性”这一词本身是否包含着某种价值判断?我以为“理性”应该是中性的,既然是中性,就会在价值判断下显示出好坏两个方面,正如人有两面性一样。说一个恶人,我们出于愤怒,说他“不是人,是禽兽”。这只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是对一个事实的陈述。恶人也是人。对理性也应该是这样。但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是在褒义上来使用理性一词(认为这是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正是因为有了理性,人才会比动物行更大的善,但也会造更大的恶),虽波普尔也在所难免。所以一说到理性便天然生出好感,即便是理性犯的错误,办的错事,也往往会下意识地说,那不是理性的错,那是“伪理性主义”造的孽。心情可以理解,多年来的思维习惯也可以迁就,但在理论上则不能不有所交待。所以,借“伪理性主义”这个替罪羊把“理性”擦拭得干干净净,锃光瓦亮,显然不是一个坦率的态度。我倒是赞赏哈耶克关于建构论的理性主义和进化论的理性主义的两分法,能有效避免价值判断的干扰。

 

    七、在“后现代主义”一节中,田兄反问我“难道掌握了‘后现代主义’就是拥有了真理?”当然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我也没有这样的意思。我的本意是说,“后现代主义”认识到了理性的局限性,可能会更多更本质地帮助我们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至于能不能够“拥有了真理”,不好说。还有,田兄认为我“也并不是不了解后现代主义者的基本理论!”这真是太抬举我了。我真不知道“后现代主义者的基本理论”是什么,我只知道后现代主义是个大杂烩,什么都能往里面装,而理性局限性问题只是它的一个小侧面。我常常在想,如果后现代主义真能整出一个统揽全局的“基本理论”来,那还叫“后现代主义”吗?

 

    八、关于“常识”问题。田兄说我“指责”狄马所说的仅仅是“另一个社会中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常识”。第一,“指责”一说,上面已经说过,不成立。第二,即便算是我“指责”,那么“指责”的对象也不仅仅局限于狄马兄一人,我是在感叹所有后发社会中所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宿命处境,当然也包括我本人在内。第三,不要一听到别人说你,或者你所敬重的人所说的是常识,就感到脸上无光,非要辩驳一番。这没什么,从阅读的印象中,我所尊敬的王小波对这个问题就很坦然。常识没有什么不好,田兄不是也说我们这个社会就需要常识吗?我不也说过,“我们以及我们这个社会正需要这样的公共写作来普及这样的常识。”这一点,你我应该是一致的。因此,普及常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应该引以为骄傲。第四,我并没有一概说从事公共写作只能普及常识,而不可能有思想创获。这里面有一个评判标准的问题。我们的公共写作往往是以别人的理论来挖掘批评我们自身的问题。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挖掘批判准的话。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拿着别人家的理论,去探讨别人家的问题。但问题虽然是我们的,理论总体而言却依然是人家的。我这是仅就现代社会而言。如果对外来的理论进行了一点语境的转换,进行了一点顺势的阐发,有了一点立基于我们当下生活的新体验,就算是思想创获的话,那就算是吧。就拿田兄所举的胡适、鲁迅来说吧,他们恐怕也是在这个层面上算是有思想创获,更高一层就很难说了。这是一个有伤我们自尊,有可能伤和气的话题,我不多说了。我以为,他们——还有我所敬重的顾准等人——的特出之处是为我们带来了,而不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冷静客观的思维方式,以及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姿态,给了我们思考的勇气,帮助我们去发现问题,找到病根。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至于是不是“常识”,是不是有“创获”,还值得去斤斤计较吗?鲁迅、胡适他们都对其过渡性使命——有如施洗者约翰——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自觉,反倒是我们这些后学不停地在为他们鸣冤叫屈。其实,真正能不辱没前行者筚路蓝缕开拓之功的,不是把他们塑成谁也不能碰的偶像,躲在他们的大名下讨生活,而是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日夜兼程。

 

    九、田兄说我仅仅停留在理论的“象牙塔”里,而没有致用云云。田兄又一次抬举我了。就我这点理论功底,哪里够资格。实际上一直以来,我都是个非常倾向于致用思想的人,但是多年的反思,觉着与其整天半瓶子醋到处乱晃荡,美其名曰学以致用,实际上于人于己于事于社会都毫无补益,还不如踏踏实实读上几本书,确确实实明白几个道理。如果这就是“象牙塔”的话,我不过是仅仅够资格摆了个姿态罢了,还远未进入其中。特此说明。

 

    还有关于如何吸收外来文化等问题,说来话长,且与我的那篇短文涉及不多,田兄也是引申而论的,这里就不再一一回复了。

 

    匆匆下笔,有不周,不准,不足之处望谅。

 

    安好!

 

                                                           守慈

 

                                                2008年12月4日夜-5日晨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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