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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马的博客 思想的防空洞

 
 
 

日志

 
 

给狄马和守慈先生的一封信  

2008-12-02 11:29:00|  分类: 他人议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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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狄马和守慈先生的一封信 

 

兄:

 

看了“守慈”先生对你的批评,整体感觉还可以。守慈先生很有学问,感悟力和语言表达也极强,对你的基本判断也是准确的。但也许是你的同道的关系,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基本态度和观点如下:

 

第一、守慈先生的态度是逻辑的态度,而非历史的态度。他对“理性的限制”的看法是对的,并指责你没有完整的揭示人性,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者所揭櫫的“人性的幽暗”处。但“完整”地认识了“人性”尤其是“人性的幽暗”,又能怎样呢?还是要付诸于“实践理性”的。试想,在当今如此蒙昧、充满迷信和野蛮的中国,难道仅仅理解到了“人性的幽暗”就够了吗?

 

第二、对“理性”本身,他并没有真正的理解。人类身上正是存有海外学者张灏所谓的“幽暗意识”,也就是人性的负面因素,所以西方的那些先哲比如启蒙主义者孟德斯鸠等,才设计了“权力制衡”的制度来限制人的理性,尤其是人对于理性的自信和滥用。波普尔和哈耶克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限制和制衡的人的理性的过于张扬,还在于理性本身。指出理性的“缺失”,怀疑理性的普遍必然性,对于理性适用范围的限制,这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中已经进行严密而精心的论证,可以参看。但批判理性、怀疑理性,限制理性都是可以的,但人类不可摒弃理性。理性是人作为人的根本的所在,即使是后现代主义者如法国的福柯、拉康之流,他们对理性的批判真可谓是鞭辟入里,他们也曾经为“非理性”张目,如福柯曾在其著名的《狂颠与文明》等一系列著作都表达了这些思想。但据我所知,福柯、拉康之流并没有彻底摒弃理性。可以想象,人类如果彻底摒弃了“理性”,天呐!该是怎样的图景?尤其是在对人类管理的政治领域(当然在艺术领域和宗教领域是例外)。

 

其实,被波普尔和哈耶克所怀疑和批判的所谓“理性”,即波普尔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以及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通往奴役之路》等书中所齐声讨伐的所谓“理性”,即由柏拉图创立,在黑格尔和马克思发扬光大的所谓理性,波普尔就在《开放的生活及其敌人》一书中斥之为“伪理性主义”,并且特别声明要把这种“伪理性主义”和“真正的理性主义”加以区分。波普尔所认定的“伪理性主义”是“柏拉图的理智直观论。它是对一种优越的理智才能的不谦逊的信仰,它声称受到天启、确知无疑、具有权威。根据柏拉图的理论,意见——即使是‘真正的意见’,如我们在《蒂迈欧篇》中所读到的那样——是每个人都有的;但‘理性’(或‘理性直觉’),‘只有上帝和极少数人’才具有。这种权威主义的唯理论或对人具有的发明手段或正确的方法的信念,它不能常被叫成‘理性主义’,但它和我们所称的理性主义是完全相反的”。“我所说的‘真正的理性主义’是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他明白一个人的种种局限,它是那些知道自己常犯错误、甚至要依赖他人获取知识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理智的谦虚。它还是这样一种认识:我们不必对理性期望过高。虽然争论是学习的惟一方式,但它几乎不能解决问题——不是看得一清二楚,而是比以前看得更加清楚”。(见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345页)。

 

守慈先生指出你还处于“启蒙主义的理性”阶段,认为你还没有“进化”到后现代主义所理解的“理性主义”阶段,其实也是一种“理性”的“进化论”,太阳底下无新事,难道到了后现代主义的“理性”理解,就拥有了真理,通体光明了吗?其实,真理是无限趋近的过程,也是不断探索的过程,是如波普尔所谓的不断的“猜想与反驳”的过程,其实,我们人类对“真理”的理解,也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而已。我就不信,难道掌握了“后现代主义”就是拥有了真理?况且我认为你也并不是不了解后现代主义者的基本理论!

 

第三,他指责你“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如果其所生活的社会中几乎所有现代理念都是从西方输入的,你还能指望他能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创获?多半是在不自知地重复着另一个社会中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常识”。其实是无知的。我们经常会听到对所谓的“西化论”的抨击,仿佛一引用些西方的理论,就成了“全盘西化论”或“彻底西化论”者。这在“五四”时代已经是见怪不怪了。这些人最“公允”、“中正”的观点就是所谓的中外古今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或“结合”,问题在于如何结合?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对于外来的文化,应该采取的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态度。有人还引用鲁迅的“剜苹果”的例子来为“伟大导师”论证(天呐!这真是冤煞了鲁迅,让他来陪绑为“伟大导师”做证言,来好好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试想,文化的交流或接受能像“剜苹果”那样吗?或者说能像一个“捡豆子”一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吗?如果是这样简单的话,中国文化早就“转化”或“转型”好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早就建立起来了,何劳这么多的仁人志士、硕儒大家来讨论、设计呢?

 

其实,所谓的文化的创造还在于具体的批判中获得的,中西古今的文化交流或“融合”、“交流”、“转型”,乃是在不断的阐释、分析和批判中获得的, 是在阐释主体一定的文化、历史和现实的语境下获得的。就文化本身而言,万物一理,古今中外,人性基本是相通的,关键在于文化阐释及其选择。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价值信仰,我想应该是普世的,没有哪一种文化价值会摒弃它们,你可以说它是中国传统的价值和美德,但难道西方文化中就不崇尚“仁义礼智信”吗?我不知道守慈先生所谓的“来自西方的现代理念”指的是什么?难道这种“来自西方”,就不能有所谓的“思想的创获”吗?我就不信!胡适、鲁迅的东西不是来自西方的吗?他们难道就没有所谓的“思想的创获”? 佛学,就来自异域的文化。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历经几百年时间,到唐代逐渐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东土佛教”,是中西文化“转型”成功的范例。实际上,其融入过程是艰难的,在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的斗争中获得的,是在不断的阐释和批判中获得的。就是一些基本概念的阐释,中土的阐释也和印度不一样。尤其是其中的“沙弥不敬法王”说,“不拜祖先”说,就与传统的中国文化价值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最后到了宋明,形成的宋明理学,“三教合一”,中国化了。“转型”完成了,但其中的思想和文化的活力也没有了。中国社会及文化的衰落不就是从宋代开始的吗?

 

守慈先生还指责你所说的仅仅是“另一个社会中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常识”,但我说,它们在西方也许是“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常识”,但在中国就未必。好比说,现在正在主流报刊上热议的“普世价值”的讨论,其实诸如“自由、民主、科学”等等,就是西方社会的所谓的“早已习以为常的常识”,但在中国就未必。否则,我们批判这些在“另一个社会中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常识”干什么?

 

总之,守慈先生确实是读了不少书,但对于他来说,这些书仅仅还是知识性和学理性的,对你的分析有诸多地方是颇中腠理、深中肯綮的。但仅仅停留在理论的“象牙塔”是不够的,理论家的任务更重要的是把其锻造成分析和批判社会的利器。否则,当“逻辑”和“历史”处于分离时,这样的“逻辑”也是很难靠得住的。

 

这一段是我读完守慈先生的文章后所写的速记和随笔。逻辑很乱,语言也不很规范。其中许多看法和表达方式也是欠妥的。但很想一吐为快,也就顾不得了。专此布达,即颂

 

                       笔健!

 

                                  

                                    田刚上 2008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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